Taranatha 多罗那他

七．一”前夕，五年级一班学生刘小华因患感冒请假。
班主任指示班干部们自发组织到刘小华家里慰问。
第二天，班里黑板报登出了一篇《本班新闻》，全文如下：


本班讯  昨天上午，阳光明媚，鲜花斗艳。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人头攒动。五年级一班班长赵官、副班长张僚僚在体育委员欧阳猛南、文娱委员李美媚陪 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节曰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赵班长与张副班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刘小华的小房间，饶有兴趣 地玩了四盘“魂斗罗”游戏，与普通同学同乐。接着，班级领导与刘小华同学的双亲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赵班长还愉快地回忆起去年和刘小华开始一起作弊的往事。 在交谈中，赵班长多次关心地强调：“刘小华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了。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刘小华激动地说：“感谢班干部的关心！我一定要战胜 病魔，克服一切困难，早曰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回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中间！” 接着，赵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地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 受到这集体温暖的感染，唧唧喳喳，歌唱美好的生活。 中午，刘爸爸买来香喷喷好吃看得见的某某牌牛肉干和清凉可口的鲜榨橙汁，宴请赵班长一行。席间，宾主 就小学生连吃两根冰棍是否会闹肚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愉快的双边会谈。

    作为一名曾经屯垦戍边的知青和杭州最早的红卫兵，我眼中的王国平当然不仅仅只是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虽然具有同样背景、经历和资历的陈同海，最后仍然堕落成为一个腐败的贪官。

    杭州一中、二中和四中曾经聚集了当时杭州市党政军所有领导干部的子女，因此曾经是杭州最著名的“贵族学校”。其中，杭一中以省委的子女为多，杭二中以市委的子女为多，而杭四中则以省军区的子女为多。作为解放后杭州最早的两位市委书记陈伟达（后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和王平夷，其儿子陈同海是杭一中的学生，王国平则是杭二中的学生。

    1966年，由杭一中、杭二中和杭四中为主的中学生共同组建了杭州的第一支红卫兵，被称为“红一司”（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后来，由四人帮分子、当时杭州美院（现中国美院）的学生张永生组建的红卫兵，则被称为“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杭州文革初期的学生斗争，主要是在“红一司”和“红三司”之间展开的。但，随着四人帮逐渐把持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红一司”自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其成员大部分是最早被“发配”到农村和边疆去的。而“红一司”也就变成了“黑一司”，从表面看，是因其袖章为红底黑字，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是四人帮最早的反对者。陈同海和王国平也是“黑一司”的成员，即杭州最早的红卫兵。

    王国平的父亲王平夷虽然不是杭州最早的市委书记，但却是杭州任职年限最长的市委书记。1953年6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1955年任市委第二书记，1962年任市委书记。由于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长期由省委领导兼任，1953年6月起，他实际上主持着市委、市政府的全面工作。他在主持杭州工作期间，对杭州工业基础的奠定，城市建设和园林绿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70年，王平夷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杭州最应该铭记王平夷的，就是他在文革期间力保灵隐寺的事。关于这件事，网上有许多记载。但所有记载都没有能够反映出这一事件的艰巨与复杂。从网上流传的“故事”看，当时主张把灵隐寺当作“四旧”砸毁的主要是杭州各中学的红卫兵，而反对砸庙的主要是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的红卫兵。当“砸庙”的中学红卫兵先期到达灵隐寺时，浙江大学的“护庙”红卫兵才赶来阻止。这里有二个重要的细节被忽略了——1.凭借当时红卫兵的疯狂，先期到达的砸庙者为什么没有及时动手？2.浙江大学的护庙者又是怎么知道有人砸庙的？正是这两个被忽略细节，才真正体现了王平夷在保护灵隐古寺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事实是，当时的杭州公安局二处（治安处）是最早得知“砸庙”消息的，为了拖延时间，由市局最机密的负责反谍报工作的特勤人员化装成红卫兵与砸庙者进行周旋，然后又把这一消息通过已经打入浙大红卫兵组织的特勤人员“通报”给浙大的红卫兵。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砸庙”与“护庙”的斗争。在争取了时间后，王平夷立即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最后，是周恩来的指示才使砸庙的红卫兵放弃了他们愚蠢的行为。

    说实话，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微妙、最隐秘的一段历史。而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这段历史从来都没有引起文革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事实上，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各地方政府原有权力的运行被彻底颠覆之前，有一个短暂的“真空期”。在这一短暂的“真空期”内，各个地方政府的安全保卫机关仍然按照原有的逻辑有效地运行。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他们首先把红卫兵视作一个违法组织，采取了“内控”、“打入”等各种秘密工作的特殊手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时作为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平夷是知道并认可这一行动的；因此，事实上也就是说这一行动是在杭州市委的领导下进行的。由于这一时期非常短暂，大约也就是5、6个月，接下来各地方政府的第一首脑基本全被打到，而“旧”的专政机关也被彻底砸烂。于是，这段历史就成了一个永远被湮没的“插曲”。我不知道在共产党的秘密战线上，有多少城市的公安机关曾经组织过这种行动。但它无疑反映了毛泽东亲手缔造的这个政党的忠诚与效率，虽然这一次他们是被他们视为“最高统帅”的人所抛弃的。我很难判断，这些行动是否来得及留下书面文件。但由于行动的秘密性和时间短促，估计不会留下。因此，就是那一时期的档案解密，估计也很难还原这段历史。但我可以保证，我所讲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为，参加过这一行动的一员，就曾经是一位我所熟悉的“叔叔”。

    周恩来生前多次来过杭州，把杭州打造成“东方的日内瓦”是周恩来对杭州最大的期许，这也是王平夷在位期间的工作目标。虽然，我很反感“子承父业”这种封建社会的遗毒。但如果不带偏见地就事论事，王国平在位期间，在实现“东方日内瓦”这一目标上，确实比他父亲走得更快、更远。作为一个杭州人，我们经历了“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到“中国最具商业竞争力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的巨变。虽然，杭州的变化不是王国平一个人的功劳；但作为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其中起到作用无疑是不可低估的。

阿赖耶识(梵文：आलयविज्ञान；ālayavijñāna)，大乘佛教术语，意译为“藏识”，为瑜伽行唯识学派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 。

阿赖耶是语根 ālaya 的衍生语，意思就是“收藏”，出于《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劝请品·第十九》中的一句话：“人不信受，亦不奉行”，此文同巴利S.vol-1p.136的：“Alayarama kho panayam paja alayarata alayasamudita·”将此句译为中文，就是：“又彼诸人是乐阿赖耶、喜阿赖耶、悦阿赖耶。” 在后期唯识系经论的“阿赖耶识”概念被提出之前，“阿赖耶”是佛教界用于表示执著（＝渴爱，sk. tŗşņā 或 tŗşā) 或“执著之对象”的一般术语，佛灭后，“阿赖耶识”此语被用来表示意识的根本：最深层的“阿赖耶识”之概念。

唯识家认为，第八识阿赖耶识，为一切诸法所依。阿赖耶识是唯识学的核心范畴，是根本识，其它各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都由它生出。自无始以来，阿赖耶识就有净、染、万有种子。如果对“万法从心而起”这一真理不明了，就被称作“无明”。此“无明”是产生其他无明的根本，所以又称为“无始无明”（“根本无明”)，并由此产生人、法二我执等烦恼的“枝末无明”。而这一切都是阿赖耶识的本能状态。

对于阿赖耶识的性质，唯识学中又分两派：接近说一切有部的一派，称妄心派，以虚妄心为染净的所依，清净法是附属的。接近大众、分别说部的真心派，受如来藏思想的影响，认为当阿赖耶识中我执、法执的种子被断除无余，修行者破除见思、尘沙、无明之惑后，就脱离一切虚妄而证得真如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无性无相的法性真实境界。阿赖耶识转染成净即是真如。

唐玄奘法师作有《八识规矩颂》，其中阿赖耶识颂二如下：

“浩浩三藏不可穷 渊深七浪境为风 受熏持种根身器 去后来先作主公 ”